DIYism schooner能逆风行驶的纵帆船是生命的极好象征,贝努利效应正是化逆为顺的经典!--呆仁 收藏本站 涂鸦本站 来信本站 跟我MSN 跟我QQ GTalk 思想农业天文生物文化饮食娱乐硬件健康语言心理网络物理政治个人编程软件工具 DIYism读作呆仁
DIY与PUNK(对译)
两种分工(经济学)
价值/成本/价格
完整人(对译)
教育与社会
呓语录
(转自网际)

科举式教育之终结 秋风 上千年来,中国的教育被科举制度主导,教育成为获得特权的门槛。今天,随着市场逐渐发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科举化教育传统终结的迹象终于越来越明显了,这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将有何种影响? 科举制度乃是君主专制统治的伴生物。科举的核心是把教育与选官捆绑为一体,接受官方教育、参加官方科举考试,成为获得权力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因而,科举制度开启了历史学家所说的中国式平民政治,给了每个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让人们在忍受权力的肆无忌惮之时,又时刻幻想着自己通过这场智力游戏进入权力圈子。 如此以来,人们对于教育的关注和投入,必然异乎寻常。人民普遍的信念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育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个人及家族命运的想象,让整个社会把教育变成了一种拜物教。 这种教育崇拜一直持续到当代。高考制度就是科举制度的现代翻版。尤其是在1990年代之前,国家控制全部资源,国家雇佣全部大学毕业生,大学成为国家干部预备学校,毕业后即可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部门。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这些部门的社会地位和实际收入远远高于非现代性部门。如此美好前景激励着家长、孩子投入几近惨烈的高考竞赛中。 中国的教育崇拜传统与西方的历史有巨大差异。在西方历史上,教育由教会控制,经常表示出反对君主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一套科举官僚机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也就不可能以考试选官。不过,这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格局,从而使近代自由宪政和资本主义有发生、发展的可能。 相反,科举制度是以权力中心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在这里,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系统,乃是最优的人生选择,各种次优选择,比如经商,与读书做官的收益极悬殊。而接受过科举教育的士大夫成为社会的枢纽,但这一集团是纯粹消耗性的,需由国家财政供养。因此,科举式教育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受到分享特权之预期的激励,人们把大量资源投入教育,挤入士绅集团。但一旦该群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范围,导致社会危机。 其实,这也正是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不得不改革大学生分配制度的根源,因为,政府再也无力为所有大学生提供国有部门的就业岗位和国家福利,只能让他们进入市场自谋出路。这样,读书与做官之间出现断裂,干部科举制度即将崩溃。 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读书无用论”几度浮现。 这种变化在沿海一些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最为明显,在这里,国有部门的收入相对下降,而通过个人创业、出国打工、从事商贸活动所获得的收入相当高。面对着人生的多元前景,读书当干部已不再是人生最优选择,青少年和家庭多了一份选择的从容,上大学只是出路之一。由此,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家庭规划中相对下降了。 娱乐业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教育迷信冲击也很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赶不上三流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教授的收入赶不上二流影视明星的收入。丁俊晖、王军霞更是对书本知识迷信直接发起了挑战。 另一方面,大学扩招后果的初步显现,人们逐渐意识到,花了很多钱培养孩子上大学,但国家却不再提供地位高尚、收入丰厚、分享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农民,不得不开始理性地计算教育的成本—收益,尽管高考-上大学-当干部的想象,仍然驱动很多人不计成本地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但种种现象促使人们换一只眼看教育,教育拜物教逐渐褪色。 在干部科举制度下,人们看到过很多为了供养孩子上大学而砸锅卖铁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故事固然感人,但终究是教育拜物教下的悲剧。观念的转变,或许可以让很多家庭绕开教育、尤其是高考的致命陷阱,更为理性地安排孩子和家庭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干部科举制度瓦解,教育拜物教倒塌,开启了社会健全发育的可能性。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然是一种“多中心秩序”。权力、财富、知识、道德等等都是治理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社会,公共治理以民主为基础,辅之以行政部门的科层制,社会治理以自治为本,经济、娱乐活动则通过市场机制组织。民主、自治、市场等机制共同治理社会,并各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以知识为惟一标准的。 大体上,民主和自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择机制,自治领袖依靠个人道德声望脱颖而出,民主代表和行政长官则由民众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在这两个选择过程中,候选人的知识水准并非是那么紧要的问题。 在市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不是教育可以传授的。像盖茨那样的辍学生完全可以因其天赋的企业家才能而成为首富。现代发展经济学宣称,教育投入积累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当然没有太大错误,但它却转移了问题的焦点所在。归根到底,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竞争,效率来自竞争之下每个人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包括组织创新、工艺创新,它更多地依赖于“窍门”,而不是教育所传授的书本知识。 因而,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教育及由此所获得的书本知识,与个人的成功之间没有直通车,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知识也不是多重要的力量,更不是惟一的力量。在中国,人们之所以重视教育,仅仅因为,社会各个领域都由权力组织,权力的命令—服从机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场机制。这样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种以知识替代民意的战略,靠一种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来维持其生存,即通过科举式考试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通过量化的考核指标——比如GDP指标——自上而下地奖惩官员。这样,在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在高考,与异常丰厚的收益之间,有了一条直通车,这诱导人们对教育畸形地重视。 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良性变化的迹象:市场的发育最为迅速,虽然问题多多,但许多人已经在私人企业中生活;民主在基层发育,自治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艰难推进。这些领域的分配机制与是否上过大学、考试成绩是多少,没有直接联系。这些领域的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门槛,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于人们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也不再那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确实“无用”了,也即,读书不再有当官、当国家干部之用,此种读书无用论,乃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过程中教育回归常态的拨乱反正之论。 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长自愿选择不上大学,而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像一个正常的社会。随着教育拜物教褪色,社会趋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其正常状态。
城市中的教育崇拜:家长投入不计经济规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艾禾 陈晓 今天中国城市里的教育崇拜或是教育迷狂,不是能用经济学规律解释的。它反映出人们想用教育来改变自己地位的一种扭曲的信念 在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学生辍学问题。在这里,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家长们不惜工本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无法用纯粹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 2006年北京的小学升初中,北京市教委又一次申明,仍然实行电脑派位,即按照学生的住址划出附近几所好坏搭配的学校,由电脑随机摇出谁该进哪一所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升学压力并保证相对公平。但所有在北京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明白,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能寄希望于电脑。今年女儿就要进初中的何晓娟,听一位朋友说,她儿子“小升初”时,班里没有择校而等着电脑派位的,不超过10人。 如果想进市一级的重点学校,光是小学成绩好是不够的。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就进一个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强化学习数学、外语,届时才能通过该校的特定测试。 就算进了一个重点学校,仍然不能让家长们放心。最好是能进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如今从教育部到北京市教委,三令五申不许办重点班,连重点学校将来也要逐步取消,所以,学校里的重点班,今天是一件只可意会的事。何晓娟朋友的孩子去年进了一所重点学校。为了进重点班,他们也去找关系托熟人,各种相关小道消息在家长间满天飞。有人说,十几个新生班中,一二三四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最后的四个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中间的随机的四个班。 开学的那天,十几个班的新生进了教室,家长们在外面惴惴不安地猜测。到下课时分,孩子们纷纷出来对家长说,老师说了,我们班才是重点班!——几乎一大半的孩子都这样说。 从幼儿园到大学: 环环相扣的“完美”教育链 在中国的另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家长们对教育的投入,与北京没有什么差别。 79届高中没毕业就顶替父亲进了工厂的女工杨雪梅,对儿子杨骏的将来,要求简单而笃定:留在上海,平安稳定,“至少得有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就好很多”。杨骏在卢湾区上高二,马上面临着进入高三前的分班。杨雪梅下了指标:一定要进直升班。 分出不同等级的班级,是现在学校最常见的做法,也是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初步实践。 从进入高中以后,杨骏就面临着一场接一场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被记录在册,作为高二结束后,进入直升班还是普通班的凭据。直升班又分为化学班、物理班、生物班。杨骏想进入的是化学班,这就意味着他从高二开始的每一次大考,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累积成绩必须要进入全年级前100名。 每一种类的班级,就是一条通向社会的出路,而结局又暗含在你此前的每一次考试里。教育产业和它的社会功能,环环相扣。如果要考察中国的教育和出路的体系构建有多么完备,上海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对杨骏来说,最好能进最高等级的精品班,一个班只有8个人,这些人肯定会进市重点。第二等级的是尖子班,可以进区重点,每个班约有二十几个人。普通班则是大班上课,一个班有三十多个人。 区重点中学与市重点中学,差距有多少?上海闸北八中属于闸北区重点,它去年的高考本科上线75%,在上海同类学校中的地位是中上。而这个成绩是无法与上海市的实验性示范中学——如另一名高中生郑青就读的控江中学相比的,在那里,“第一批本科”的升学率是80%以上,在上海市排名前十。但控江中学与有“四大名校”之称的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相比又相形见绌了,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为了保证进重点大学,就要先进重点中学,这就要求从小学开始努力,这条起跑线甚至划到幼儿园。一位名叫何云的家长告诉记者,她在少年宫排了半天的队,才为3岁的女儿报了一个吹笛子的班。在那里,音乐、舞蹈、形体,早就人满为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海的家长们尤为先知先觉。 “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教育投入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30%,小学为22%,高中上涨至34%,大学为41%,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1000~4000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也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10万元。“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需要,确实学校好,这个钱我肯定会掏。”肖兰说。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10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我根本没考虑这些。从来没有。一到关于儿子的时候,是不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有可能等他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无法挽回了。” 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在谈到中国这种狂热的教育崇拜现象时,觉得有些东西不可解释: 当一个社会,在高考的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以下的变化:第一,在考大学考生报志愿时,不再拿分数作为最高的选择原则,而是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适合的专业,要高于选择更合适自己分数的学校;第二,不愿意接受太高的学历教育、甚至放弃上大学的人会增多,不会像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研究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那似乎是低人一等的学历。 虽然近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考升学率都达到70%以上,但那些发生在国外的变化规律,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不起作用。“一个理智的社会,如果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超出平衡,社会会自己做出调整。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康健说。 上大学还是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吗?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们,特别是城市中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会投入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与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代人普遍的一种挫折感有关。当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时,人们就把人生的期望转到了孩子的身上。或许肖兰的话颇有代表性:“孩子如果没上大学,将来他什么也不是。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但是奋斗了半天,如果他(学习)不好,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绝对是人生的挫折。我工作得再好,再有成绩,比不上我儿子学习好更让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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